发现未来

王跃文、张继、朱辉、红柯、谢挺、何大草、陈继明、艾苓、白连春、舒翼、洪治纲、韩子勇，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读者对这些名字大多不会感到陌生。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出版的《21世纪文学之星》丛书在它的第四卷——1997—1998年卷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98年11月第1版）中充分显示了对那些处于文学创造和思想前沿的年轻作者的关注。

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这个名字隐含着一种假设，假设能够在此时遥望21世纪的星空；但在实际的天文观测中，我们此时看到的每一颗星辰，它的光芒都来自过去。也就是说，这套丛书是对文学“星空”的一次未来学研究，人们手头没有任何确定无疑的证据，唯一能够凭依的是这些作家的写作中透露出来的可能性，人们相信这个作家可以由此走得更高、更远，抵达21世纪的“星空”——

王跃文《官场春秋》：王跃文的写作是中国文学一种悠久传统的延续：对于“权力”、权力的运作和权力中人持续不懈的想象和探究。但是，王跃文笔下的权力更具日常性，它不再是传奇性的神秘力量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、是人与人之间具体而微的关系。当然这并非王跃文的独到发现，这是自“新写实”以来中国作家处理“权力”主题时的基本方向，王跃文的作品在一大批“官场”、“官人”小说中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更具经验洞察力，更细致更准确。他还能继续这样写下去吗？当然能，经验面的不断延展足以维持一个作家的写作，但任何有抱负的作家都不会满足于此，对王跃文来说，真正的可能性也许恰恰在于克服对经验的陷溺，带领人们接近权力的本质。

张继《玉米地·玉米地》：就像这个书名所显示的，张继的根在乡土。当代文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乡土文学，但随着都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，“乡土”在文化和文学中的声音日渐微弱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张继的写作具有特殊的意义，这是年轻一代作家对乡土的再发现，他发现了一个丰富复杂的价值世界，这里的人们对生活有独特的态度和独特的应对策略，他们常常会落入尴尬、悖谬的境地，但他们总是具有奇妙的弹性，顺受和化解世事无常。但张继同时继承了近百年来的现代性焦虑，这使他常常采取一种不经反思的、外在的批判立场，他缺乏对于乡土价值观的坚守，而只有通过站在内部的、偏执的坚守，“乡土”才能被真正打开，才能成为丰沛深厚的想象力资源，在这个意上，张继面对的是艰险而广大的可能性。

朱辉《红口白牙》：朱辉是艺术上的折衷主义者，他对自己的操作系统的规划是既有尽可能强的功能，又有尽可能大的亲和力。实际上，在1998年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出年轻作家艺术策略的普遍转向：阅读的快感不再是罪孽，而是作家应该努力实现的基本目的之一，而朱辉显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的小说是“正常”的，即使处理暴烈的题材、即使他在讽刺和嘲弄，你也能感到他的根本态度的宽厚，他的语调贯彻着对人类弱点的包容，本能地避免愤世嫉俗的激烈和尖刻，避免思想的胶着晦涩，他的特殊之处在于用温和的理性处理一系列现代性主题。所以朱辉是有亲和力的，他不仅讲故事，而且我们的境遇、现代人的境遇在他的故事中能够得到同情的理解。朱辉的弱点和优势都在于此，他的小说题材和风格特别多样，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有亲和力的作家的兼容性，但有时你会觉得其中缺乏一种把自己塑造起来的必要的专注。

红柯《美丽奴羊》：当红柯在97、98两年攻略大部分文学期刊时，他所裹挟的那种粗暴的力量使很多人感到震惊。骏马和雄鹰、高远的天空和莽荡的群山，还有如风一般自由的人，红柯用浓重高亢的语言写出了一个充满诗性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有无穷变幻的色彩，但它的基本构成极为单纯，就是大地和大地上的人。人在大地上诗意地安居，这是红柯最深的梦想，是他的小说反复弹唱的主题。由此，红柯带来了我们的文学中颇为稀缺的浪漫主义精神，一种奔放雄健而又欢乐的诗性幻想。——幻想是美丽的，当小说的经验化叙事成为牢不可破的习惯时，红柯的幻想开拓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但是，最奔放的幻想也需要接受艺术的纪律，红柯面临的考验一直是为奔马套上缰绳，使小说具有贯彻始终的严密的结构意志。

——这四本小说集代表了全部十二本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的一般状态：每一本都蕴含着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性，每一本都能唤起人们的热切期待：期待着这种可能性在未来充分发展和实现。比如谢挺在小说集《想象中的风景》中对城市日常生活轻盈的诗性描述、何大草在小说集《衣冠似雪》中机智的新历史主义叙事、陈继明在小说集《寂静与芬芳》中表现出的暴烈、尖锐与沉静、安详；在散文集《领着自己回家》中，艾苓标志出“女性散文”新进展；白连春在他的诗集《逆光劳作》中寻求我们赖以为生的永恒的法度、公义和典章，而在《与昙花有约》中，诗人舒翼正力图接近一种朴素深微的体验和表达；还有洪治纲在《审美的哗变》中广阔、倔强的批评风格，韩子勇的《西部：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》对作为文化和美学范畴的“西部”的系统的但是初步的阐释。

十二本书是十二扇开向未来的窗口，对文学的未来怀有好奇之心的人们，得以窥探未来的消息。